“来，咱们用大杯喝茶，回去你就说，邓友梅就用这大杯喝茶”，刚刚坐定，从书堆里走出的邓先生便递上了一大杯绿茶。采访时正赶上邓先生家搬迁，这阵势说汗牛充栋并不为过，除了堆叠四处的书籍，就满是鼻烟壶、茶壶等各色的收藏。

　　邓先生祖籍山东，在天津长大，后在北京居住，曾在四川等地采风，在香港住有时日，谈起茶来，自然是博闻强识的学者之风。听爽朗幽默的邓先生说各地的茶俗，比起读《那五》、《烟壶》画卷般的色彩斑斓来，是听说书一样的畅快，不但一张张风俗画展开画卷，画面上的形象也越发生动起来。

　　在山东老家，过去这喝茶大多是男人们的事。平时老百姓下地干活顾不上，等到秋收后，农闲了，就开始一家一家地喝。只要听人说“生炉子了”，就是烧茶水了。在这里烧柴锅是做饭，烧茶水才生炉子。谁家烧茶水了，碰见熟人就喊，“来吧，我家生炉子了！”于是，村里的男人都会到他家喝茶，今天张家明天李家，这是村里的风俗。茶的叶子大，是在街上纸箱子里装着卖的。水是在地下火炉里烧的，炉子是下细上粗的坑，地下两个洞，一个烧火，一个烧水，水壶坐在坑里，一半卧在地下。炉坑连着炕，喝好了茶，炕也烧热了，正好睡觉。

　　邓先生出生在天津，从小就跟着长辈喝茶。天津人早上醒来头件事，就是泡一壶茶，用的是大提梁壶，一壶能喝一天。那时候还不是家家都有暖壶，即便有，也不用来装茶水。所以冬天的时候，茶壶外面要套一个壶套，壶套外层是竹藤编的，里层续的棉花，保温效果很好。过去天津人和北京人一样喝“小叶”、“大方”这些花茶，冲茶时水烧得倍儿开，滴在地上听得“噗”的一声，才沏。邓先生还提到两件天津喝茶的趣事，一是法租界里，一手端着茶壶一手指挥交通的警察，这是邓先生亲眼所见，岗楼上有伞，伞柄间做一个放茶壶的板，警察嘴对着壶嘴，“嗖”，喝一口，然后比划一下“过去，过去！”另一件是舞池里手执茶壶打太极拳的老者，邓先生说那是一位有钱且有名气的人。想必在舞者翩翩的酒绿灯红里，这样一位突兀着耍太极拳的老者不出名也不容易吧。除此之外，还有些传奇的段子，比如战乱逃难，一位舍家不舍茶壶者，被日本兵打中手中茶壶，不叹有惊无险却道：“可惜了这一壶好叶子！”当然，这传奇的真假就无从考据了。

　　说到北京的茶馆，邓先生再熟悉不过了。比如在《那五》里出现的“来今雨轩”，是邓先生“文革”前常去的地方，树下凉棚，环境好且安静。那时文化界的人商量事情谈稿子常在茶馆里说。 除了“来今雨轩”，中山公园还有两家出名的茶馆。一家还卖汽水、咖啡、果露之类，赶时髦的年轻人常去。鼓楼大街的茶馆经常是揽工的地方，招工的人往茶馆一坐，冲茶馆里喝茶的杠夫、工人们一招呼，哪里，什么事情，需要几个人，谁来，事情就成了。崇文门外多是买卖古玩的，此地的茶馆里多是谈生意的商人。而天桥的茶馆，晚上则常有人说书，《聊斋》、《七侠五义》，说三个月也说不完。

邓先生常去茶馆听书，一听就是一年，为的是去听说书人如何用北京话表述生活。“地道的北京话，不是知识分子在学校里能学来的。但是，坐在茶馆里，台上说着台下议论着，这些人嘴里说的都是地道的北京话。学习语言艺术上，我是狠下了一番工夫。每到听书前，我先把故事看一遍，了解情节后，想想我讲该怎么讲，自己在家里说一遍，再去听。同样的故事情节，听说书人是怎么表现的，用什么样的语言，这样就找到差距了。这段茶馆听书的经历，对我写小说起了很大作用”。

　　说到采风，邓先生说，“我是写小说的人，每到一个地方，我最喜欢了解当地民风”。这找茶馆是少不了的，去四川更是一定要去茶馆，成都这座城市如果没有茶馆氛围就不大同了，泡一碗沱茶，坐一晚上，闹哄的气氛，还有就着锣鼓点儿唱戏的茶客。走常了就知道哪个茶馆晚上说什么书，哪个茶馆晚上有卖什么的商人，再比如哪个茶馆要来有名的大夫。

　　邓先生的爱人是新华社驻香港记者，又是广东人，广东、香港茶馆是常去的。广东人喝早茶，最早是从打工仔开始的，他们讲究“一盅两件”，一杯茶，一份饭，一份小菜，常被点的是咸鱼蒸饭，两毛钱一份最便宜。有闲的文人也常去，点上烧卖、百叶，拿一份报纸，早茶能喝到十一点。“现在我和老伴常去北京的广东茶馆，进去一看，我就知道哪个是北方人哪个是南方人，北方人点了豆浆油条，吃完就走。南方人点了茶和茶点，慢慢聊。当然，现在去茶馆不是采风，恐怕是作风景了”。

　　邓友梅，1931年生于天津，当代著名作家。创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主要作品有：《在悬崖上》、《我们的军长》（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追赶队伍的女兵》（获1977─1980年中篇小说二等奖）、《话说陶然亭》（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那五》（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烟壶》、《“四海居”轶话》、《索七的后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