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觉农 Wu Juenong （1897～1989），原名荣堂，后更名“觉农”，以示为振兴祖国农业而奋斗之志，曾用笔名有咏唐、池尹天、施克刚等。属鸡，浙江上虞丰惠镇人。

　　1916年浙江农专毕业，1919年官费留学日本，为中国第一位去国外攻读茶叶的学生。1935年任中国茶叶公司总技师，翌年在嵊县三界创办浙江茶叶改良场，1942年在福建崇安创办茶叶研究所。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新华制茶公司总经理。建国后历任农业部副部长兼中国茶业公

司总经理、中国茶业学会理县事长，全国政协七届常委、民主建国会第五届中央咨议委员会副主任。有《中国茶叶问题》、《茶经述评》等多种著作传世。

　　“觉农先生毕生从事茶事，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态度严谨，目光远大，刚直不阿。如果陆羽是‘茶神’，那么说吴觉农先生是当代中国的茶圣，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陆定一在《茶经述评》序言中对吴觉农所作的评价是中肯得当的。

　　当代茶圣吴觉农，博学多才，不慕官禄，不良强权，艰苦创业，矢志许茶，为我国当代茶学理论、科研育人、产销贸易等方同作出了划时代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我国当代茶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为要觉人先自觉 自小与茶结亲缘

　　吴先生原名荣堂，因立志要献身农业（茶业），故改名觉农。“觉”乃佛家所说的“自觉悟”是也，只有“自觉”方能“觉人”，这是“觉”的真正内涵与本质。

　　觉农先生浙江上虞人，系书香门第之后。上虞自古产茶，[宋代]便有后山名茶问世，茶业一向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环境的关系，他自小就接触茶事，并时常挤身在茶栈里，看着热闹非凡的买卖场面，听着哼歌般的报价声和唱秤声，使他对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稍长便考入浙江省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浙江农业大学的前身），开始研习茶学。当他知道我国产茶历史悠久、我国茶品曾饮誉世界，但自18世纪英国扶植殖民地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发展茶业而逐步夺走我国茶叶外销市场后，就立志要为重振祖国茶业而奋斗终身，他在一篇回忆青少年时期憧憬的文章中曾这样说过：“我入学读书，逐渐了解到丝绸和茶叶都是我国历史上很早的出口商品，……我生自茶乡，因此在中学读书时，就对茶叶发生了兴趣。”可以这样说，强烈的事业心和民族责任感是奠定他非凡茶学成就的思想基础。1916年农校毕业后，留校作了三年助教。

　　胸怀大志赴日本 誓势为祖国正茶名

　　1919年，吴先生抱着实业救国、科技兴茶的强烈愿望，官费赴日本留学，在农林水产省茶叶试验场学习。他衣不解带，目下交睫，如饥似渴地研究日本先进的科学技术，搜集和研究世界各产茶国茶的栽培、制造、贸易等方面的史料文献。当他看到英国人勃拉克氏在《茶商指南》里说及“有许多学者……主张茶的原产地为英国而非中国”、易培生氏在《茶》一书里说到“中国只有栽培的茶树，不能找到绝对的野生茶树，只亚萨发现野生茶树曰Theahaqmh，……植物学家都视为一切茶树之祖”以及1911年出版的《日本大辞典》里说“茶的自生地在东印度”等等的荒谬绝伦的叙述后，一股莫明之火不由得在胸中燃起。他顿足疾呼：“一个衰败了的国家，什么都会被人掠夺！而掠夺之甚，无过于生乎吾国长乎吾地的植物也会被无端地改变国籍！……在学术上最黑暗、最痛苦的事，实在无过于此了！”

　　1922年，吴先生决心对这种有意的对历史事实的歪曲进行回击。他根据我国古籍有关茶的记载（包括诗词），引经据典，写了《茶树原产地考》一文，雄辩地论证茶树原产于中国。文中写道：“《神农本草经》云，‘茶味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时在公元前2700多年，……我国饮茶之古，于此已可概见，……印度亚萨野生茶树的发现，第一次在印度还是独立时候的1826年，第二次则为印度被吞并以后。”他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我国茶树的发现和利用要比印度早上几千年。他的这一篇文章是我国首篇系统驳斥外国某些人有意歪曲茶树原产地的专论，也是一篇声讨殖民主义者进行经济文化掠夺的檄文。他为茶的祖国正了名，为祖国人民争了光。他的文章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重视和关注，初露才华的吴先生也因此而受到了人们的尊重。

　　振兴茶业在科技 不畏艰辛亲实践

　　1922年底吴先生学成回国，旋即自筹资金在家乡试办机制茶厂，以图改变千百年来的落后手工制茶方式，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实践摸索，为以后的推广作出示范。但终因资金不足及社会的动荡而未能如愿。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应芜湖省立第二农业学校之聘去教书。后又因薪金菲薄不敷家用而浪迹上海，靠创作糊口。

　　1931年，时任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的我国前辈农学家邹秉文先生因器重吴先生的才华而邀请他筹办茶叶出口检验事宜，并委任他为技正兼茶叶处处长。这是他为实现振兴华茶宿愿的开端。他在商检局的7年时间内编制了中国第一部出口茶检验标准。但他认为完全靠出口检验是消极的，而应当提倡产地检验，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指导生产与提高产品质量的目的。为此，他到江西修水等地去推行产地检验制度，把出口检验与产地检验联成一个系统，并同时开展科学研究。他的这一明智之举，果然收到了提高产品质量的效果。

　　吴先生还认为：“要想全面提高我们茶叶的质量，非采用科学方法从种植、采摘、制造、贮藏入手不可”。在他的组织和带领下，一批茶叶科学工作者不顾条件的困难，深入到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台湾等省的广大茶区进行调查考察，在掌握第一手资料后，他与胡浩川先生合作撰写了长达13万字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一书，并于1935年在上海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是一个复兴中国茶业的战略性计划，曾引起农学界、茶叶界的高度重视，内中的许多论点至今仍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他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倡议在江西修水、安徽祁门、浙江成嵊县（现嵊州市）建立茶叶试验场，开展茶叶科学试验研究；后又将实施计划扩展至湖南、湖北、福建、云南、贵州、广东、四川等省。这些试验研究基地都采用科学方法种茶、制茶、选育良种，并成了广大茶农仿效的榜样，对发展我国茶叶科学技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吴先生根据振兴中华茶业之需要，1933～1935年还先后赴英国、印度、日本、苏联等国考察，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技术，了解国际茶叶市场动态。这时的他，已经是一位通晓世界茶业、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著名茶叶专家了。回国后，撰写出版了《世界主要产茶国之茶业》。他在研究各国茶业后说，若能“取他国之长，补我之短”，“积极推进，锐意改革，则我华茶命运自必有复兴之一日”。

　　赤胆忠心创统制 旨在反帝反封建

　　吴先生不仅重视茶叶科学技术研究，而且也重视茶业经济研究。他认为华茶之所以衰落，是由“外部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内部的封建结构”造成的。他为了“打破中间剥削，谋茶农之真正利益”，于1936年发动江西、安徽两省组织成立“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实行红茶统一运销。他的这一具有反帝、反封建意义的举措，对垄断我国茶叶出口的洋庄、茶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正因为如此，上海市洋庄茶叶同业公会首先发表了一份带恐吓性的《痛切宣言》；接着他们又串通上海市总工会和一些丧失民族骨气的政客，继续发表“通电”、“宣告”，进行威胁。由于寡不敌众，刚刚起步的我国自营茶叶出口大计便就此夭折了。吴先生对此十分痛心，他在《中国农村》杂志以“反帝反封建的半幕戏”为题发表文章，愤然指出：“红茶统制具备着相当的反帝反封建意义，然而这个统制的基础先天根本脆弱……结果是茶叶受了帝国主义金融资金与茶栈的统制，贫困的茶农被统制于死地，……反帝反封建的主角──茶农被压在舞台之下，因此演不出半幕便匆匆地收场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交通中断，口岸沦陷，茶叶产销濒临绝境。为了拯救茶农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支授抗战，他倡议茶叶由国家统购统销，把分散在各省茶农手中的茶叶收购上来，进行集中加工和销售，这件在战火纷飞年代被认为是根本不可能办的事，在吴先生的斡旋之下，于1938年3月正式公布了《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管理出口茶叶办法大纲》。为推进“大纲”的实施，吴先生不顾敌机轰炸的危险，奔赴各产茶省督促成立茶叶管理机构，督办茶叶统购统销工作。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又一次与垄断我国茶叶出口的洋庄、茶栈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只是因为当时的若干口岸已被敌军占领，故而只得暂时将出口业务转移到香港，并在港亲自筹建富华公司。在吴先生等一批有识之上的努力下，1938～1939年的茶叶出口量已跃升到出口农产品的第一位，而且红茶平均价格也比前两年有大幅度的提高，为换取外汇支授抗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全心全意育人才　高瞻远瞩办科研

　　1940年，吴先生倡议当时已搬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农学院成立茶叶系和茶叶专修科。采纳后，由他出任系主任，是年秋季即在各产茶省开始招生。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创办的高等茶叶专业系科，他本人也就成了我国高等茶叶教育的奠基人。

　　珍珠港事变后，为了实现科技兴茶的宏愿，吴先生不疲奔波，到闽北山城崇安筹建我国有史以来的首家全国性茶叶科学研究所，并自任所长。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联合东南各省推行茶树更新运动，从事茶树栽培、茶叶制造、生化分析及技术推广应用的研究，同时担负着普及茶叶科学知识的任务。在他的艰苦创业精神的感召之下，一批颇具声望的知名学者如当时的浙江大学教授蒋芸生、农学界前辈叶元鼎、经济学家叶作舟等均应邀担任相关项目的研究